篇章四 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一、重慶談判和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華民族經過浴血奮戰贏得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面臨著建什麼國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民主主義中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企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用內戰的方式來剝奪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使中國社會退回到抗戰前一黨專制獨裁的反動統治。一場關系中國走向光明還是黑暗的大決戰不可避免。
蔣介石打內戰的方針早已確定，但在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下，又不能不有所顧忌。抗戰剛剛結束，發動內戰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勢所趨。人民渴望和平，美、蘇、英三國也不讚成中國內戰。蔣介石想在內戰中處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時間。所以，他在積極准備內戰的同時，表示願意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
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局勢和國民黨的內戰陰謀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認為應當因勢利導，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長期戰亂後休養生息的強烈意願，爭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展。通過談判，既可以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也可以爭取一段時間來作好應變的准備。中共中央經過反複研究，決定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政治口號，毛澤東接受邀請赴重慶談判，同時人民軍隊作好進行自衛戰爭的各種准備。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毛澤東親赴重慶，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社會輿論的高度讚譽。
經過四十三天複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雙十協定是以國共兩黨協商的方式產生的一個正式文件。這個文件的簽訂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國民黨再要發動內戰，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
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通過戰爭來削弱和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圖就已經暴露出來。國民黨重新秘密印發反共的《剿匪手本》，閻錫山出兵攻打山西上黨地區的人民軍隊。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便調集110萬軍隊，分三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圖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占領整個東北。
黨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中共中央確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抽調11萬軍隊和2萬名幹部進入東北，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各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的軍事進犯堅決反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部隊取得上黨戰役的勝利。人民軍隊連續進行邯鄲、平綏、津浦三個戰役，共殲敵10萬餘人，阻滯了國民黨軍深入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
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慶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各界反內戰聯合會。下旬，昆明學生舉行反內戰集會，三萬餘人總罷課。12月1日，國民黨派武裝暴徒鎮壓學生。重慶、上海等地陸續爆發聲援昆明學生的活動，形成“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大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同盟和抗戰後相繼成立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也積極參加反對內戰的鬥爭。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處于被動地位。
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共產黨提出的建議，簽訂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止國內沖突的協定。同日，國共雙方下達停戰令。
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38名代表。會上經過激烈鬥爭，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在反對內戰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等問題上，共產黨同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派有許多共同點，常常事先協商，采取聯合行動。
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沖破國民黨獨裁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國，因而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黨一方面真心誠意地希望實現國內和平，准備認真履行協議和為實現協議而奮鬥，同時也指出，必須提高警惕，做好練兵、減租和生產三項中心工作。
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它經受不住、也不能容忍任何的民主改革。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國民黨暴徒制造滄白堂事件，破壞重慶各界為促進政協成功而組織的報告會。政協閉幕後，國民黨特務在較場口破壞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打傷民主人士多人。國民黨頑固分子說政協協議是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也對政協協議表示不滿。國民黨徹底破壞和撕毀政協協議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
二、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開展第二條戰線的鬥爭
國民黨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加緊部署全面內戰。美國用飛機和軍艦將54萬國民黨軍運送到內戰前線，並派海軍陸戰隊幫助接收滬、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關內各大中城市之後，國民黨把進攻重點指向東北，攻占山海關、錦州等地，進占沈陽，進攻四平，到1946年5月占領長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黨領導新組建的東北民主聯軍奮起自衛，挫敗了國民黨集團獨占東北的狂妄計劃，迫使國民黨簽訂暫時休戰協議。
1946年5月初，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移到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力爭實現和平、挽救和平，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決心已定，談判無法取得進展。面對日益嚴重的危機，國民黨統治區各階層人民也積極行動，試圖制止內戰。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組織請願團赴南京向國民黨當局呼籲和平，但請願團成員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暴徒的圍攻毒打，馬敘倫等多人受傷。
隨著國民黨破壞政協協議和停戰協定行動的不斷升級，全面內戰日益迫近。中共中央要求全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備對付全面內戰方面。為了給自衛戰爭奠定牢固的群眾基礎，中共中央于5月4日發出改變解放區土地政策的指示，將抗戰以來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耕者有其田”政策，支持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的正當要求，進一步發動農民群眾為鞏固解放區而鬥爭。
黨在被迫准備自衛戰爭時，仍努力避免全面內戰，爭取和平前途。6月中旬，中共代表團致函國民黨，提議宣布東北長期停戰，但為國民黨所拒絕。黨中央認真分析局勢發展後指出:蔣介石准備大打，我軍必須戰勝蔣軍的進攻，才能爭取和平前途。
國民黨在完成內戰准備後，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6月26日，國民黨軍隊22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中原軍區主力2萬多人由司令員李先念等率領，分路突圍。其後，國民黨軍在晉南、蘇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氣焰囂張，不可一世。這時，國民黨軍總兵力為430萬人，擁有美國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在軍隊數量、裝備和戰爭資源等方面，明顯地占有優勢。
戰爭形勢十分嚴峻。敢不敢以革命戰爭來迎擊反革命戰爭?能不能在戰爭中打敗國民黨反動派?這是黨必須回答的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黨在對國內外形勢、戰爭性質進行清醒估計和科學分析之後指出:蔣介石的進攻不但必須打敗，而且能夠打敗。如果不打敗蔣介石，中國將變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將會被斷送；我們能夠打敗蔣介石，是因為黨領導的戰爭是愛國的正義的戰爭，必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國人民的小米加步槍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黨中央和毛澤東所闡明的必須從戰略上藐視敵人、敢于同敵人鬥爭、敢于奪取勝利的思想，增強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信心。
黨制定了粉碎國民黨強大軍事進攻的各項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軍事上，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在農村、城市工作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
面對國民黨軍隊氣勢洶洶的全面進攻，黨領導解放區軍民沉著應戰。華中野戰軍主力在蘇中地區七戰七捷，殲敵5萬餘人。淮北、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捷報頻傳。山東萊蕪戰役殲敵5.6萬人。人民軍隊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的頭八個月內殲敵71萬餘人，挫敗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使其“速戰速決”的反革命計劃破產。
1946年10月，國民黨在其軍隊侵占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後，公然撕毀關于國民大會應由改組後的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集的政協協議，並于11月中旬強行在南京召開由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共產黨和民盟拒絕出席。隨後，周恩來結束國共談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國宣布退出國共關系調停。3月，國民黨強迫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的代表全部撤退。通過談判爭取和平的大門完全被國民黨封死，國共關系徹底破裂。
從1947年3月起，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受挫後，改為重點進攻山東、陝北兩個解放區，而在其他戰場轉取守勢。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以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為主要作戰目標。
在山東，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面對國民黨軍45萬人的進攻，誘敵深入，抓住戰機，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戰役中全殲敵精銳主力整編第七十四師3.2萬餘人，挫敗了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在西北，國民黨軍出動25萬兵力進犯陝甘寧邊區。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部隊兩萬餘人節節抗擊。西北野戰部隊在延安以南激戰六天，掩護中共中央機關于3月19日安全撤離延安。爾後，西北野戰部隊利用群眾基礎好、地形險要、回旋餘地大等有利條件，采用“蘑菇”戰術與十倍于己之敵周旋。四十五天內，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隨後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敵6000餘人，初步改變西北戰場的局勢，為轉入反攻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精幹機關主動撤離延安後轉戰陝北，運籌帷幄，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作戰。黨中央機關堅持在陝北巧妙地與敵周旋，極大地鼓舞了解放區軍民的戰鬥意志和勝利信心。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的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後方支隊司令員的中央後方委員會，轉移到晉西北統籌後方工作。
在此期間，東北、熱河、冀東、豫北、晉南的解放軍開始對國民黨軍實施局部反攻，殲敵40餘萬人，收複和解放153座城市。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進行內戰，大量出賣中國權益，進一步投靠當時擁有世界頭等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美國。美國也企圖向世界擴張，把中國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因而對國民黨政府給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軍事顧問團、海軍陸戰隊來華等。駐華美軍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
1946年12月24日，美國兵在北平強奸一名中國女大學生，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運動。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以“美軍退出中國”為中心口號，把鬥爭引向深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廣州、臺北等地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罷課和示威遊行，全國共有50萬學生參加抗議活動。學生的愛國鬥爭，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聲援。這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人民運動，很快發展成為黨領導的配合武裝鬥爭的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黨適時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生存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廣大陣線，使第二條戰線的鬥爭更加廣泛、深入地發展起來。
全面內戰開始以後，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官僚資本極度膨脹，控制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廣大勞動者進行極度壓榨，對民族資本大肆兼並，大批民族工商業瀕于倒閉。農業經濟嚴重萎縮，農村饑民遍地。公務人員、教職員和學生的生活陷入極端的困境。廣大民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
1947年5月，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興起。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16所專科以上沐鸣5000餘名愛國學生，沖破憲警阻攔，在南京舉行“搶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學生們高呼“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同一天，北平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上海、天津、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地的愛國學生也通過罷課、遊行等方式參加鬥爭。
同五二O學生運動相呼應，國民黨統治區其他方面的人民運動風起雲湧。1947年，有20多個大中城市的約320萬工人罷工。在農村，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征糧和征稅。2月28日，臺灣人民為反抗國民黨暴政，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政府內外交困，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
三、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人民軍隊先後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于人民的變化。到1947年6月，人民軍隊殲敵112萬人，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由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減少到373萬人，其中正規軍由200萬人減少到150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95萬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
蔣介石為擺脫困境，憑借軍隊數量和裝備上的優勢，企圖將戰火繼續燒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
依據整個戰局的發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戰略決策:不等完全粉碎敵人的戰略進攻，不等解放軍在數量上占有優勢，立刻轉入全國性的進攻，以解放軍主力打到外線，調動敵人回防空虛的後方，粉碎蔣介石的戰略企圖與方針，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迫使敵人轉入戰略防禦，改變敵我之間的攻防形勢。中共中央選擇地處中原的大別山區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突擊方向。
為了實現這個戰略計劃，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軍隊逐步形成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作戰格局。根據當時的戰爭形勢，三軍的配合是:以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為中路，實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別山；以陳毅、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即西線兵團為東路，挺進蘇魯豫皖地區；以陳賡、謝富治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為西路，挺進豫西。三路大軍，相互策應，機動殲敵。兩翼的牽制是:以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吸引進攻陝北之敵北調；以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在膠東展開攻勢，將進攻山東之敵牽向海邊。
1947年6月30日夜，劉鄧大軍12萬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劉鄧大軍從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前堵後追中殺開一條血路，穿越黃泛區，渡過沙河，搶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進入大別山區。劉鄧大軍依靠人民群眾，艱苦作戰，粉碎20萬國民黨軍隊的輪番進攻，至11月殲敵3萬餘人，建立33個縣的民主政權，站穩了腳跟。
與此同時，陳謝大軍和陳粟大軍在黨中央指揮下分別進入豫陝鄂邊地區和豫皖蘇平原。至此，三路大軍都打到外線，形成“品”字形進攻陣勢，直接威脅南京、武漢。12月，三路大軍協同粉碎了國民黨軍對大別山的重點圍攻。中原地區變成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
繼續在內線作戰的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譚震林、許世友率領的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聶榮臻率領的晉察冀野戰軍，徐向前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嶽兵團等，也漸次轉入反攻。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連續發動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殲敵20多萬，為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人民解放軍在內線和外線的攻勢作戰，組成人民解放戰爭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的總態勢。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由戰略進攻轉變為“全面防禦”，人民軍隊由此結束了長期以來在國內革命戰爭中所處的戰略防禦地位。這標志著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點。毛澤東指出:“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接著，中共中央召開十二月會議，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制定了徹底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的政治、軍事、經濟綱領及一系列方針政策。據此，1948年4月，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進一步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要求在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支援解放戰爭。1947年7月至9月，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徹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區各級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控訴地主，懲辦惡霸，徹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熱潮。
為了使土改順利進行，各解放區普遍開展以“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為內容的整黨運動，采取黨內黨外結合等方法，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作風和成分不純問題。經過整黨，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有很大進步，為土改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在土改運動迅猛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區發生侵犯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對地主亂打亂殺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發現後采取堅決措施加以糾正，並明確規定了土改工作的總路線總政策，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此後，土改運動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全國各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取得巨大成績。到1948年秋，在一億人口的地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系，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大批青壯年加入人民軍隊或擔負戰爭勤務，從而保證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
黨領導的第二條戰線鬥爭有了新的發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餘萬學生掀起“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鬥爭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學生的反迫害鬥爭再次出現高潮。4月，華北學生開展“反對迫害、保衛學聯”的鬥爭，形成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五六月間，全國興起反對美國扶持日本軍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于人民革命，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因而遭到國民黨的仇視和殘酷迫害。民盟中央領導人李公樸、聞一多、杜斌丞先後在昆明、西安被害，許多民盟成員被逮捕或綁架。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予以取締。曾經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間階層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徹底破產。
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並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爭取和鼓勵支持，促使各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實現了曆史性的轉變。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複民盟總部，宣布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國民黨民主派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合組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產生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與此同時，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響應，並陸續擺脫國民黨的阻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解放區，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工作。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五、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人民政協的召開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最後打敗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重要准備。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制定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確定了革命勝利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藍圖；規定了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實行戰略轉移的問題。為實現這個轉移，全會號召全黨要以恢複和發展生產為中心任務，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堅持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
全會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後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
國民黨反動政權既被推翻，籌建新中國的條件便已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顧中國革命的奮鬥曆程，指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只能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為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提供了指導，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作了政治理論准備。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會議代表分析中國民族關系的曆史和現狀，說明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家制度的基本主張之一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聯邦制。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地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人民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這次政協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以及國外華僑的代表共622人。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政協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這次政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調劑國營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共同綱領》規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是，保障“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共同綱領》展示了新中國的宏偉建設藍圖，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前，它具有臨時憲法作用，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憲章。
這次政協會議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會議決定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平為新中國首都並改名為北京；采用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五星紅旗為國旗。會議于9月30日勝利閉幕。當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一個新的中國即將誕生。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各族人民和內外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中華民族將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曆史開始了新的紀元。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不單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勝利，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是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世界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裡，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從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意義和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